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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谁在制造“剩女恐慌症”?  

2016-05-17 20:01:58|  分类: 教育思考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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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工人日报—中工网博客《谁在制造“剩女恐慌症”?》
  《工人日报》(2016年05月15日 02版)

  本报记者 王维砚

  “29岁,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,青春渐行渐远,对白马王子不再抱有幻想,因为‘单着’而淡定不能的熟女时期。”日本作家石田衣良在小说《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》中的描写恰好戳中袁梦琳的痛点。

  是的,29岁的“剩女”袁梦琳开始感到焦虑。“25岁之后的每一个生日都带着淡淡的哀愁,这种情绪在29岁达到了峰值。”父母的逼婚压力和“看条件”的婚恋市场让袁梦琳患上了剩女恐慌症。

  “‘剩女’是对大龄单身女性的贬损与污名化,其本质是社会基于传统性別角色与分工针对大龄单身女性制造的‘恐慌’。是从男性选择的立场否定独立女性的自我价值。”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助理研究员孙百卉对记者说。

  采访中记者发现,在商业资本和社会舆论的合围之下,大龄单身女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挤压。不过,即使“被剩下”,也不“被左右”,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想让压力遥控了自己对未来的选择。

  姑娘,你被剩下了

  18岁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中文专业,22岁被保送读研,25岁顺利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,并获得北京户口。袁梦琳按照父母“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”的嘱托进阶着自己的人生,然而,身为“优等生”的她却在恋爱结婚这件事上被“卡”住了,沦为婚恋世界里的“差等生”。

  工作后,袁梦琳开始了漫长的相亲。4年间,她参加过各种类型的相亲活动,相亲对象接近30个。为了提高相亲成功率,她像从前准备考试那样阅读各种相亲攻略,并认真做好笔记。为了和相亲对象找到共同话题,她甚至开始关注自己原本并不感兴趣的足球、篮球以及赛车。“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,你在挑剔别人,对方也在审视你。”袁梦琳告诉记者,相亲路上遭遇的故事堪比小说电影里的桥段。

  在家人的帮助下,袁梦琳用按揭贷款的方式在北五环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一居室,工作上也小有成绩。然而,每次同学聚会上,朋友的一句“你结婚了吗?”就会让她的骄傲分分钟被击碎,她觉得自己像个异类。袁梦琳形容这种恐慌就像是大家在一个考场上答卷子,身边的人都纷纷交卷离场,但是自己的试题还没有做完。

  “一件标价899元的衣服,服务员说卖800多和900不到都是一个意思,但是你的心理感受却会不同。”对袁梦琳来说,29岁和30岁虽然只差一岁,但是意义重大,她担心过了30岁就可能被婚恋市场遗弃。

  她感到,一天不结婚,“剩女”的恐慌就会不断地侵蚀自己的精神防线,而最近时不时收到的婚礼请帖则让她愈发焦虑。

  社会舆论的挤压与合围

  “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年龄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。”这是国家语委在2007年发布的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(2006)》中对“剩女”的官方解释,而在民间,剩女的界定则更为通俗,“凡是27岁以上还没有结婚对象的女人都是剩女”。

  在《中国剩女调查》一书的作者罗爱萍看来,“剩女”舆论喧嚣的背后,是一股强大又无处不在的资本力量,婚恋网站、电视相亲节目、影视传媒、情感专家、文化出版业等等,“凡是能和单身女性拉上关系的资本实体都在积极分享‘剩女’话题带来的商业利益”,成功制造出全民催婚的舆论环境。

  “‘剩女’这个词汇过于标签化,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恐慌情绪。”北大社会学博士、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教师陈文玲并不认可“剩女”的说法,她认为这种“贴标签”的做法是在人为强化对单身女性的精神挤压。事实上,单身女性面临的内心焦虑很大程度上正是社会舆论的合围造成的。

  “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背景下,贫富差距加大,生存成本提升,女性和家长往往对女性择偶条件提出了更高要求。”陈文玲分析说,在物质条件上相对高的门槛把很多不达标的男性排除在门槛之外。北京一家相亲机构的“红娘”向记者证实,有车有房、收入偏高的男会员确实非常抢手,而受欢迎女会员的关键词则是“高颜值”、“身材好”、“90后”。

  “女性群体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不断上升,不同于母辈,她们并不完全将个人的幸福快乐与婚姻家庭绑定,也不完全依靠婚恋换取经济安全。”陈文玲认为,一些女性由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对伴侣和婚姻生活有明确的期待,不愿选择将就。

  大众传媒对一些单身女性励志故事和精彩生活的呈现,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标榜作用,“女性对自我发展的期望值升高,婚姻对女性的诱惑力也就相应降低。”陈文玲补充说,由于80后90后父母一代的离婚率已经开始上升,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会使一些女性对情感和家庭关系缺乏安全感,自愿选择单身。

  数据显示,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间,中国25岁及以上未婚女性增加了1000多万人。截至2015年,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,主动选择单身的“单女”明显增多。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%上升到2013年的14.6%.

  逼婚、反逼婚与平凡的大多数

  老家在山西太原的袁梦琳平均一周与家里通三次电话,而每一次的通话都会以“抓紧嫁人”为主题收尾。“学业和工作都可以靠自己拼搏和奋斗得到,但唯独爱情不行。茫茫人海,我找谁去奋斗,又到哪里去拼搏?”电影《剩者为王》里女主角盛如曦的这句台词让袁梦琳感同身受。

  今年春节前夕,在北京东直门地铁站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反逼婚广告。海报上笑眯眯的圆脸娃娃抱着一颗硕大的爱心,爱心里是一封写给父母的信:“亲爱的爸爸妈妈别担心,人生有很多种,单身也可以很幸福”。

  4月初,某护肤品牌推出广告片《她最后去了相亲角》,初登网络就迅速成为刷屏“爆款”。片中,几位大龄单身女性在上海人民广场的相亲角得到了父母的谅解。

  “逼婚客观上会造成家庭代际关系的紧张,同时给未婚女性造成精神压力。”陈文玲分析说,目前出现的“闪婚闪离”现象与逼婚不无关系,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对当事人、家庭和社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。陈文玲认为,被“剩下”是女性感情生活、工作和学业共同作用的结果,社会应该给每个个体提供平等、尊重、包容的环境,让每个个体自由地选择人生。

  袁梦琳告诉记者,朋友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戏份,形成了强大的情感支持网络,朋友的陪伴与聆听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伴侣的空缺。然而,在一个绝大部分人都要结婚的社会,即使旁人不刻意歧视,她也会面临友谊匮乏和被孤立的境地。

  袁梦琳和她的单身闺蜜们清楚,自己既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不婚主义者,在吐槽抱怨被催婚的压力过后,她们必须直面的仍是如何嫁人的问题。不过,袁梦琳们并不想让压力左右自己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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